方光华曹振明：秦岭与中华文明-文化艺术-四川省陕西商会

秦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东部呈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它西起甘肃临潭县白石山，东经天水麦积山，穿越陕西，直至河南，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为崤山、邙山，中为熊耳山，南为伏牛山，全长约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气势磅礴，把中国大陆分为南北两部分。狭义的秦岭是指位于陕西省境内的山脉，呈蜂腰状分布，东、西两翼各分出数支山脉，其中西翼分支为大散岭、凤岭和紫柏山等，东翼分支为华山、蟒岭山、流岭和新开岭等，中段为太白山、鳌山、首阳山、终南山（狭义）、草链岭等。秦岭在中国自然生态与人文地理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秦岭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互补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即温度湿度适中的气候条件。我国大陆基本处在北纬20°到北纬50°之间，且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交接处，形成了典型的季风气候，温度湿度适宜农业文明的发展。秦岭横亘于我国的中东部，冬季，它阻挡西伯利亚的寒风南下，使其南侧少受寒流侵袭；夏季，东南季风气流带来的降水受到秦岭的层层挡截，难以较多地进入黄河流域，造成了秦岭以北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明显不同于其南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这种南北截然不同的先天条件，史前时期秦岭南北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一是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核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华北旱地农业文明，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多种杂谷，辅以多种家畜饲养和狩猎等，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农业文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狩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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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秦岭南北南稻北粟的整体格局已得到考古发现的普遍印证。在公元前10000 年左右，伴随着冰河期的结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粟、黍等杂谷和豆类。北方最早进行粟、黍利用和栽培的是公元前8000年的河北省徐水南庄头遗址。其后，黄河中游地区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中又出土了公元前6000年的粟和石制农具，其后又有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铜川李家沟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为代表的公元前5000年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10000年的稻谷，其后有公元前6000年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等，在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的稻作水田遗迹等等。

秦岭一方面造就了南稻北粟的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另外一方面也促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互补。从公元前3000年末期开始，南稻北粟的农业文明的交流逐渐深入。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文化波及长江流域。至晚商时期以殷墟为中心，大约已形成了半径600公里的文化区域。商周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的南北互补与联合则更加密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逐渐占领渭河流域，开始从半农半牧时代一跃而成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开拓者，其后秦国从褒斜道翻越秦岭，吞并了富饶的巴国和蜀国，并修建都江堰。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及农业上的密切联系，致使古代一度曾将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称为“关中”。唐代中晚期，江南的农业经济则获得了巨大发展，“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即说：“两大农业区（秦岭南北）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互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秦岭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形成

巍峨的秦岭造就了关中雄胜。关中盆地“四塞以为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关中“四塞”东、南、西三塞均由秦岭山脉所成，东边华山、王顺山、骊山，东延至崤山，横亘于黄河与洛水之间；南边太白山、首阳山、终南山等，雄峙于关中平原的南部；西边岐山、杜阳山、陈仓山等，阻隔于关中西部。另外再加上尧山、黄龙山、嵯峨山、九峻山、梁山等逶迤连绵的北部山系，一起组成了关中四面环山的地形地势。在四周绵延起伏、层峦叠嶂的山脉之间，藏有许多雄关险隘。举其要者则有四处：东为潼关或函谷关，南为武关，西为散关，北为萧关。潼关是东部进入关中的天然防线，南依秦岭，北有渭洛并黄河之要，西有华山之屏，东面山峰连接，谷深崖绝，险厄峻极；函谷关则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咽喉；武关是关中的南方门户，建在秦岭南麓陕南商山的谷涧，悬崖深壑，号称“三秦要塞”；散关则西扼关中交通要道，南依秦岭山脉，乃蜀秦往来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北方的萧关居六盘山东麓，控扼塞北通向关中之要道。因恃秦岭，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了“制内御外”的绝佳态势。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要领”、扼制了九州“咽喉”。

秦岭形成了八百里秦川的肥沃富饶。秦岭北翼塑造了两条大河——泾水和渭水，秦岭北麓又发源了六条河流——灞水、浐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泾水与灞水等六条河流最后一并汇入渭水。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的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地势舒展平坦，早在《尚书·禹贡》中，关中之地即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再加历代所修渠道，如秦国的郑国渠，汉代的漕渠、龙首渠、六辅、白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汉唐诸运河的开通，关中平原的灌溉条件获得更大扩展，为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张良称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留侯世家》）。《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货殖列传》）。至隋唐时代，关中仍有“天府”美称。

秦岭的山林以及河流、湖泊不仅为关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改善了关中环境，使得关中气候清爽，山水相间，风景如画。秦岭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秦时的阿房宫，汉代的上林苑，隋之凤凰宫、仙游宫、宜寿宫、甘泉宫、太平宫，唐代的太和宫、万泉宫、华清宫等等均修建于此；关中山水激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雅兴，仅一本《全唐诗》就留下诗篇百余首。

由于秦岭与关中的战略地理优势与富庶，关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及秦文、缪居雍，……昭治咸阳”，“汉兴，立都长安”（《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及至隋唐，仍定鼎关中。关中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长安政治中心地位前后长达1100多年，成为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历史文化遗址也最丰富的中华古代首要政治中心。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历史当中都极其罕见。以致古人称秦岭为“龙脉”，称关中为中原的龙首。明代学者缪希雍在《葬经翼》中即说：“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

三、秦岭与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追求是“天人合一”。这种观念来自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索。传说最早试图将自然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是庖牺（伏羲）氏。他创作了八卦，认为了解八卦就能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八卦作为观察自然界和天人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毫无疑问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古人认为秦岭山水地带是伏羲的主要活动区域。将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予以系统化的则是地处秦岭山水之间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他们将数千年以来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成果予以凝练，形成论述天人关系的经典性作品《周易》。《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思想家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的主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对天道的认识不同，儒家认为天道尚刚健，主张效法天道刚强的属性，而道家认为天道总是凭借它柔弱的方面生育万物，柔弱的方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主张效法天道柔弱的属性。这两种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的价值信念就是仁义教化。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后期，黄河中游一带的中原地区开始在史前文明中居领先地位。在史前文化融合过程中，古人逐渐摸索出礼乐教化是融合不同文化系统最有效的途径。夏、商时期，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向礼制方向发展。到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不但从政治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秩序，而且从行为规范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礼仪。周礼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治与教化原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周礼的具体内容经后人的整理与丰富，形成了《仪礼》、《周礼》、《礼记》三种典籍。春秋战国之后，它们成为不同时代思想家们阐述政治理想的重要根据。

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观念是“和而不同”。在秦岭及其北麓的关中，“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表现得尤为充分。在儒家文化发展演变中，关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前后上了三策，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最关键的是提出要在太学用《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熏陶，使他们熟悉经典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并让他们充实到国家的官僚队伍。汉武帝采纳了这些建议，在太学“置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钦定为“经典”，有计划地培养儒士作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汉代所形成的经学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为历代王朝所效法，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岭也是道家思想、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的重要兴盛之地。秦岭保存的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还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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