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屈全绳

依稀记得，我是用一张阿克苏报裹着笔筒离开尼牙孜的文具店的。

回到连队，我对班长陈正邦说：“这是尼牙孜感谢你的笔筒。我要是不收下，他当场就摔碎了，怪可惜的！”

班长接过去看了几眼说：“这个破礶礶可以当花瓶用！阿克苏现在还是冰天雪地，有什么鸡巴花朝里头插呀！你拾掇起来，别影响内务卫生！”

按照陈班长的要求，我把笔筒用母亲给我参军时带的棉背心包好，放到我的帆布提包里，在连队仓库锁着。仓库一个星期开一次，战士们进进岀出，忙着开箱子，拎提包，谁也没注意我棉背心里还包着一个青花瓷笔筒。

出于好奇，有一天我专门到团俱乐部图书室翻阅《辞海》，查询笔筒的词条。

从辞海中得知。笔筒乍现于宋代末年，自明代中期得宠，逐渐成为文房四宝之外的必备之物。

清康、雍、乾以前的瓷笔筒存量很少，但晚清和民国时期出产的瓷笔筒存量颇丰。

后来从其他资料中发现，笔筒的形制到了清朝已发生较大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略薄，其底由平底改为“圈足”，圈足内常有底款。后来书画家别出心裁，将笔筒的口径加大，胎壁加高，用以盛装书画卷轴，笔筒的作用与时俱进，派上了新的用场。制作材料也五花八门，木竹石瓷，无所不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如火如荼。因笔筒上常有或描或画或刻或嵌的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而图案中又少不了风姿翩翩的才子佳人，其遭受的厄运比文房四宝更为惨痛。我随政治处宣传股张济民干事在阿克苏制止红卫兵打砸抢时，目睹“革命小将”把从地委机关、专员公署搬出来的“封资修”书卷画轴、文房四宝、图书资料付之一炬，心里那个难受像刀割锥刺，但我俩怒不敢言。有个用金线勾勒的金陵十二钗红木笔筒，高约三尺，口约一尺，绝对是笔筒中的上乘之作，也在我们眼前化为灰烬。

当时我很纳闷，怎么高档笔筒上都有阿娜多姿的仕女美人？这不正应了红颜祸水那句话吗！要不是笔筒上的金陵十二钗披霞拂丝，卖弄风姿，那个巧夺天工的笔筒也不至于形销湮灭。

回来的路上，张济民看我还为这个问题纳闷，便简明扼要地向我解释，既爱江山又爱美人，是古今中外皇帝的通病。除了英国的温莎公爵，上到天子，下至富豪，那个不喜欢女人，那个不是妻妾成群，权力和美女永远是他们追逐的目标。笔筒的金陵十二钗可能就是笔筒主人为了一饱眼福而雕凿的。

老张大我十几岁，广西人，说普通话时有点咬牙切齿，我赞同他的看法。心想，阿克苏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北缘，尚有这么多的文物遭劫，内地文物被毁的惨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候我断定，我收藏笔筒的欲望怕是再也不会萌生了。后来也曾见过类似尼牙孜送给我的青花瓷笔筒，但都是景德镇的高仿瓷器。那时我家里吃穿用度的都是掐着指头花钱，哪有闲钱收藏古董？

如果说后来我重拾收藏笔筒的爱好，源于那场正义凛然的自卫反击战。1986年老山轮战结束后，我先是收到47集团军宫永丰政委赠给我用152加榴炮炮弹壳制作的巨幅笔筒，后来又收到团政委王俊魁和一位处长用小口径炮弹壳制作的笔筒。三个笔筒形制不同，弹壳口上都焊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鸽子也是用炮弹壳碾成铜板制作的。这几枚炮弹壳笔筒明白无误地表示，我军发射的炮弹不谨是为了消灭来犯之敌，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快30年了，牺牲在自卫反击战阵地上的烈士不会想到，当年的宫永丰将军终究没有战胜病魔；王俊魁政委则被车祸夺走了生命；而那位后来领中将衔的处长却把自己送进了大墙。

2016年我收起三支炮弹壳笔筒，为了不再睹物思人，也为了将记忆深处那扇门关闭。

2024年10月7日于解甲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