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浏览过莎士比亚戏剧集，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以喜剧开幕的戏可能以悲剧结尾；以悲剧开幕的戏可能以喜剧结尾，而且两种结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两大军区合并之初，在政治部副主任人选上我有先被提名后被弃用的经历，李宣化政委觉得有必要给我打个招呼，气可鼓而不可泄。

当时，新的兰州军区领导班子正在筹备成立大会，李宣化政委让秘书杨信宏通知我去兰州帮他准备讲话稿，对外不讲具体任务。

5月19日上午，我乘飞机抵达兰州，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陈耀武把我从中川机场接回，安排在西北宾馆三号楼一个套房下榻。陈耀武是我在乌鲁木齐军区政研科任科长时选的干事，后来我又推荐给谭友林政委当秘书，谭政委调任兰州军区政委时陈耀武随首长调动。

我当时忙于起草首长讲话稿，无暇与陈深谈。新的兰州军区成立大会结束后，在宾馆用餐时听大家对李政委的讲话反应不错，我心里也踏实了很多。

过了几天，在与陈耀武的深谈中得知，百万大裁军不光乌鲁木齐军区下属的南北东疆军区被撤销，三个守备师缩减为一个守备旅；原兰州军区所辖的19军、守备师被撤销，21军、47军各裁减了一个师，驻永登的炮兵师也减编为炮兵旅……

这次整编是5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部队编制撤了，干部职位少了，谁上谁下，谁进谁退，谁去谁留，成为当时新的兰州军区党委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每天在宾馆餐厅，都能听到有关人事变动的议论，尽管后来事实证明大部分议论不靠谱，但干部的使用问题无疑是大家关心的焦点。

在宾馆赋闲期间，我同郭鹏副司令员的马秘书、谭开云副政委的冯秘书聊过两次，两人都是随首长从新疆军区调到兰州军区机关的。他们告诉我，从19军、21军、47军调到兰州军区机关的干部，有些人之间关系也不和谐，加上“文革”中的疙疙瘩瘩，使用干部时出现分歧司空见惯。现在还得给新疆过来的干部腾位置，别别扭扭的问题难免出现。

两位秘书都是老大哥，我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

我是个直肠子人，说话办事不会绕弯子，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当战士当干事当科长都为此吃过苦头。听到机关干部关系复杂，我头都大了。当时刘海清副司令员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我向他表示了留在新疆军区工作的想法，刘司令当即表态：“好呀！回新疆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我给李政委说！”

快过八一了，李宣化政委听说我要回乌鲁木齐，专门从八里窑（军区领导办公地）坐车来宾馆同我谈话，一坐下开门见山：“刘司令给我说了，我没有同意，你抓紧搬家准备，命令一下，人走家搬。”首长说的斩钉截铁，我只得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

1985年10月12日上午，我坐进兰州军区宣传部长办公室，下午我晋见王茂润主任和江修惠副主任。王主任同我聊了一会儿，亲自把我领到江修惠副主任办公室，请江副主任向我介绍情况。从介绍中得知，宣传部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少写大文章的高手，希望我能带出几个“笔杆子”。我哪里敢受这样的抬举，连忙自我调侃：“首长的抬爱我担戴不起！江副主任是老秀才，以后请您随时指教。”

下班前我去李月润副主任办公室，因为是老上级，我直言相告：“宣传部从新疆调干部我不点名，你调谁我都接收。”李副主任明白我的意思，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真正让我了解宣传部人员素质的原宣传部副部长，后任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那位同志在同交谈中提醒我：“你那位刚提拔起来的副部长是个喜欢向上跑的人。”

就这样，我在明知脚下有冰，还得踏冰前行中履行部长职责。

不幸的是1987年7月，我在平凉63师准备全军两用人才现场会时病倒。在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我患癌症的消息不胫而走，我办公室门上的宣传部长牌子也不翼而飞。好几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挂不挂部长牌子不影响我当部长！

9月中旬我回到宣传部，部长的牌子倒是挂上了，但文教处长却遭到军区检察院的传讯，并被隔离审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无罪释放。电教中心从主任、工程师到干事四五个人被关押，其中3人还被判入狱。副部长专门撰写文章剖析电教中心的教训，在总政《宣传简报》上刊登，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40年了我守口如瓶，现在我行将就木，这些事情也该脱密了。

1990年9月，我在请辞未准的情况下改任兰州军区组织部长，总算跳出了苦海。我那位副部长也换了位置。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令我欣慰的是，当年宣传部的郭怀亮、张林、南远景、蔡世平、李志勇、黄富強等同志，或者离开宣传部化茧成蝶，或者在宣传部自我救赎，即使政治生态遭到严重污染也没有放弃新闻梦、文学梦。现在他们个个都是有成就的作家。

退潮再看腿长短。我将以“列传”的体裁记述他们砥砺奋进的足迹，也许会还原宣传部当年政治生态遭到破坏的某些真相。勿谓言之不预也！

2024年10月4日于解甲楼